日升昌 中國第一家票號 ——日升昌，坐落于“大清金融第一街”平遙古城西大街的繁華地段。是中國現代銀行的開山鼻祖。從清道光初年成立票號到歇業，歷經一百多年，曾經“執中國金融之牛耳”，分號遍布全國35個大中城市，業務遠至歐美、東南亞等國，以“匯通天下”而著名，被余秋雨先生譽為中國大地各式銀行的“鄉下祖父”。（余秋雨《抱愧山西》）就是這樣一座小小院落，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，并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。作為晉商文化的杰出代表，其建筑風格和規模都具典型，但又有其特殊性。日升昌票號采用三進式穿堂樓院，即體現了晉中民居的傳統特色，又吸收了晉中商鋪的風格，達到了建筑藝術和使用功能的和協統一。日升昌占地1386平方米，建筑面積約1200平方米，共有21座建筑，正院沿南北縱軸線，東院為狹長的南北小跨院，西院為日中新票號。（日中新與日升昌均為達蒲李氏的財東）， 如今的日升昌舊址，已開辟為“中國票號博物館”。　票號是清代出現的一種金融機構，而開辦最早的票號是日升昌票號，其財東是山西平遙縣達蒲村李氏。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日升昌票號，而日升昌票號的前身是西裕成顏料莊，總莊設在平遙，并在北京崇文門外設有分莊。清嘉慶末年，由于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，埠際間貨幣流通量大增，而過去的起標運銀由于很不安全，已 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，西裕成顏料莊首先在京、晉間試行匯兌辦法，結果效果很好，便開始兼營匯兌業。道光初年，西裕成顏料莊正式更名為日升昌票號，專營匯兌。票號是很能賺銀兩的生意，估計從道光到同治年間50余年的時間內，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分紅達200萬銀兩以上。 李氏經商，對商號的經理實行聘任制，所以李氏最重視對經理的挑選。經理人選一經選定，便任其行事，平時概不過問。只是到結賬時，方聽取經理匯報，最后分紅取利，確定經理是否繼續聘任。一九一四年農歷九月，在金融界活躍90余年的日升昌票號倒閉，該號之倒閉“于全國金融影響甚大”。

      《大公報》上曾有人撰專文分析其倒閉之原因，茲節錄其文于下：“日升昌至道光年間改為匯兌業，其東家李姓，山西平遙人。同、光年間，其營業之發達，實為同行之冠，各省設立分號二十四處，其殷實可知。以如此殷實之票號，忽然一敗涂地，其倒閉原因有以下數端：一、日升昌營業之中心點，在南不在北，南省碼頭最多，兩次革命均受很大影響，此其一也。二、日升昌之款項，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。自革命后各省紙幣充斥，現金缺乏，由南省調回現金，往返折扣，每百兩虧至三十五兩及五六十兩。此種虧耗實足令人驚異，此又一也。三、日升昌當革命時，欠外數目約五百萬，欠內之數七、八百萬，出入相抵，有盈無絀。然欠內之數目，成本已付諸東流，遑論利息。欠外之款項，該號為支持門面，維持信用起見，三年之中均未停利，此項虧耗又其一也。以上三項，均該號中虧折之遠因。所以關閉如此之速者，尚有種種之近因。第一種之大原因為廣西之官款。廣西官府催迫甚急；動輒率兵威脅，計一年之中提取十余萬兩，猶日日前往催取。第二，該號之正經理為郭斗南，副經理為梁懷文，就資格論梁應居正。惟梁為人公正樸實，自革命后對于東家提用款項極力阻止，因此不能得東家之歡心，梁無可奈何遂于去歲出號。梁在號中素為大家所推崇，梁去人心為之瓦解。第三，京號經理因號事吃緊，托病回晉，一去不歸。有此三種近因，日升昌遂乃一敗涂地。”　清代中葉，由于商 品流通和貨幣周轉的需要。產生了一種專營錢鈔匯兌業務的機構，稱為“票號”，也稱“票莊”，或“匯兌莊”，這個行業為山西人所包攬，又被稱為“山西票莊”，它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，當時全國最大的票號共有17家，平遙人開的就占了7家，其中最大的票導是平遙人雷履泰開設的“日升昌”，它原是顏料行，于道光四年(公元1824年)轉為票號，其它還有“南通北達。二盛二協”，即日開通，口升達、百川盛、萬源盛、協同慶、協同泰。這幾家大票號的總號設在平遙，分號除京城外，遍及全國各大城市及商埠碼頭，平遙城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票號中心城市。 　　

      日升昌曾以“天下第一”、“匯通天下”而聞名。票號集中在西大街，日升昌就在此街，沿街厚木排門，檐下彩畫，掛店名牌橫匾，院屋第一進為柜臺、賬房。二進為職員住處、客房；三進是二層樓房，樓下是花廳，樓上為倉貯和伙計住處，最后進是貴賓及高級職員住處。西側有廊道可通馬車、備有馬廄和馬館住處。城里還有店主雷履泰的私人住宅。 　　平遙票號經歷了一百年的歷史，1910年以后近代銀行業興起，銀行的經營方式比票號先進，特別是大銀行都是以外國資本為后盾，中國土生土長的票號斗不過外國的洋幣外鈔，票號很快就衰落了。更由于山西票號與清朝政府的經濟相互依存，辛亥革命的爆發、清政府被推翻，票號就逐漸衰落而被時代所淘汰。